陈凯旋为什么恐惧？

7月1日，温家宝在湖南宁乡县考察防汛抗洪工作，临时停车与百姓交谈。农民陈凯旋向温家宝反映当地出现塌陷的问题，还为温总理带路现场考察塌陷的大坑。当时就有人对陈说他有麻烦，回家后又有亲戚埋怨他多管闲事，惹事。当晚，镇上流传说，派出所要抓陈凯旋。夜里约12点，陈的菜店的门被敲得叮咚响。他跑到店面的二楼，看到楼下是镇上的干部，旁边还停着一辆小车。敲门声让陈凯旋心惊。妻子楼上楼下地走，眼泪汪汪，说“你看你这闲事管的”。见来者敲门不止，陈凯旋借道邻居家的楼梯，跑了。陈凯旋从家里跑掉，三天没敢露面。在政府作出不抓人的保证后，他才敢露面。7月10日，大成桥镇一名朱姓干部说，陈凯旋出逃是个误会。“他多虑了，我们当时就是想去了解一下，他是怎么见到总理的，不是抓人。”这名干部说，因知道陈凯旋在，就多敲了一会儿门。《新京报》，http://news.bjnews.com.cn/2010/0715/82087.shtml

看来是“造访”而不是“抓人”，不过，这样的“造访”确实并不多见。是陈凯旋“误会”了。那么，陈凯旋为什么会误会？这可不是一般的“误会”，是误以为政府要抓人！ 陈凯歌的“误会”是不是他“过虑”呢？看来不是，因为在总理还在的时候就有人警告他有麻烦，他的亲戚埋怨他惹事，“镇上流传说，派出所要抓陈凯旋。”他的老婆甚至被吓哭了。可见，陈凯旋的“误会”在当地人中有相当的共识。

另外，半夜里敲门本身也证明了陈不是杞人忧天，那分明是一种“问罪”的架式，决非友好的“造访”。半夜“官人”敲门本身就产生恐怖气氛。

再者，陈确实受到过来自官方的威胁，他事后说：“下车后我就离开总理了，又有一个陪同的人员、和一个公安过来跟我说‘你将来没有好日子过’。当时我就很害怕，想要继续接近总理也不行。”http://shehui.daqi.com/article/2928443.html。看来，如果不是陈凯旋成功逃脱，他很有可能被“悄悄地带走”，而后“悄没声地”处以劳教之类。只是后来事出意外，陈逃走了，而且此事成为新闻，官方惧于众怒，才不得不改变了初衷。如果是这样，那得感谢互联网的发明人伯纳斯了。

“陈凯旋们”的判断是建立在对政府行为的“预测”上的，这个预测当然就是规范及政府的惯常行为。现在，政府动不动抓人的事已经不稀罕，特别是对待上访的人，“越级上访劳教”之类的标语是公开贴出来的。更有将上访者关进精神病院的个案。还有更牛的，长沙市开福区房产局前副局长曾新亮的日记上记着副区长在大会上的话：“对待上京上访人员，‘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 《上访人员咋就成了“敌对势力”？》，法律博客http://liu6465.fyfz.cn/art/686588.htm，这一切，怎能不使公民对政府产生恐惧感？

专家们说，“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很正常”，法律也没有禁止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的条文，宪法和党章更规定批评党的领导是一种权利，“反映情况”何罪之有？问题是，在这样好的政治法律下，公民为什么仅仅向中央领导反映了情况就产生恐惧感呢？简单的道理是这些政策法律都是摆设，许多地方政府行为根本无视法律，公民也不相信那样的法律有用。

公民之所以产生恐怖感，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在人民心目中，法院不再是公民说理的地方，不再是公民对抗非法权力之害的屏障，或者起码公民不再相信法院会公正地执行法律，保护自己免受政府的不法侵害。因为如果公民相信法院，那么，有社会主义的法律在，他怎么敢随意抓人？法院就是他的靠山。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公民不相信，因此只有恐惧。

早在1941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在演说中提出四大自由，作为同盟国对抗轴心国的核心价值，他说，“我们期待（未来）的世界建立在四大主要自由的基础上：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正是它刺激了《世界人权宣言》的产生，《世界人权宣言》第二段中引述了四大自由。我国是 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世界人权宣言》是我们承认的价值，因此，我们有义务消除公民的恐惧感，尽管那是出于“误会”。

如何才能使公民免除恐怖，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当前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提高法院的权威，使法院成为公民权利的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