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死了

文强已经死了，他带走了许多问题，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说两个产生的问题。没有亵渎死者的意思，只为活在这个世上的人。

第一，文强之死值不值得怜悯？

从媒体报道的情况看，似乎是“闻文强死，国人大悦”，放鞭炮者有之，挂横幅者有之，呼万岁者有之，似乎是“文死邦兴”，从此可以“国泰民安”了。我不这样看，我认为文强是值得怜悯的。一是文强只是千万贪官中很平常的一个，从披露的材料看，他还没有到杀人越货的起步，他只是贪财。一个人因侵财而社会剥夺他的生命这值得怜悯。二是据接近文强的人说，他并不是怎么特别坏。不怎么坏，怎么如此堕落？制度使然也。公安独大缺乏制约的制度产生了文强这样的悲剧，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外在制度约束，使文强想变坏而不能，相信文强今天还活在世上。三是人已经死了，生命可贵，死值得怜悯，为人死而欢呼，不厚道。说到这里，就有个中国文化的“胎里毛病”：幸灾乐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活中处处受压迫而不敢言，也不敢怒，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比他还要倒霉的人或事，当高兴一下，泄泄心中的愤懑。

第二，文强当不当死？这得看以什么为标准。

从法律标准来看，文强当死。这是建立在相信法庭确认的证据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贪污是有死刑的，文强属贪污数量“特别巨大”，可以判死刑。

若以对小偷的处罚来对照，文强当死一百次。因为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盗窃罪是有死刑的（264条（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而“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在贪污受贿罪与盗窃罪中的标准有天壤之别。许多地方的贪污受贿罪的起点就够得上盗窃罪的“数额巨大”了。因此，如果文强盗窃金库，他够死一百次。法律对文强类已经是很宽容了。文强触犯如此照顾他的法律，当死而无怨。

从废除死刑的世界潮流来看，文强不当死。因为在废除死刑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谋财罪判死刑明显残忍。

从联合国规定的死刑犯的特别证据要求来看，文强不当死。因为文强案的证据没有达到联合国规定的死刑案的特别证据标准。

从“慎杀”的刑事政策来说，文强不当死，这是说“死不当时”，死得早了些。听说印度死刑犯在临死前只要说“冤枉”就要停止执行，我国宋代早就有“翻异”制度，犯人临刑时喊冤，必须停止执行，再行审理，如此者可以三次。这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因为宋代的佛教影响很大。如果不是与政治性的打黑运动挂钩，相信文强今天肯定会活着。文强之所以“速死”，是因为某些人需要以他的死证明自己的功绩。不要小看文强“早死”现象。因为人必有一死，起码在当下是如此。因此，人是在时间中活着的，置人早死与杀人的区别只是时间上的长短而已，也是一种大罪。比如，某人当死，按照程序他在8月1日死，结果为了某种需要叫他7月1日死，以庆祝一个东西（这在文革中是常见的，每到重大节日都得批量枪毙，以壮节日声威），这就剥夺了某人一个月的生命权。

从“同样情况同样处理”的正义原则来看，文强“可能不当死”。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法官根本没有“同罪同罚”的公平观念，审判以民意为标准，以政治要求为转移，以“社会效果”宗旨，甚至死刑也可以调解（当然不这样说），更多的是以“影子权力”的偏好为导向，因此“同罪不同罚”比比皆是。如此则在中国无法从先例中找到一个标准来衡量文强当不当死。可以找到比文强搂钱还要少的贪官早丧了命，也不乏搂钱是文强几倍的主今天还活着。别的我不知道，苏州市姜副市长一笔就是上亿，这样的大手笔，事发已经七八年了，今天还活得好好的。

不过，文强也不要太过抱怨，你已经从这个制度中获利了。如果在美国或者北欧、甚至在非洲的什么地方，你一个小小的公安局副局长，在短期内能搂到这么多钱么？做梦吧！好事不能让你全包了。既然你选择了在一个容易贪污受贿的制度中获利，你就得承担高风险。中国的这个风险你是知道的——根本的不在于你贪污多少，而在于你的运气，运气不佳，你怨谁？你的“自由意志”不是处置了无数比你还要怨的人么？你还没有死的时候不是已经有一个叫彭治民的“打你英雄”也进了局子么？说不准国庆时他会来登门拜访呢！世事无常，好自为之吧！各位贪官或者想做贪官的人！

有谁能辨认“标语楼”是老百姓住宅还是别的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