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蛋糕”的正当程序

 

分蛋糕与做大蛋糕的类比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富有想象力、也是对中国触动最大的联想，不过这不是国人的创造，而是泊来品。这一类比有力地结束了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时代，国人的脑筋来了个急转弯：从“共产”别人口袋里的那一点钱，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去创造财富。这就使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正当性。

但是，随着基尼系数的不断攀升，人们又提起分蛋糕这一老问题，国人“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观念似乎又有抬头的趋势，红色文化和梁山文化大兴是其表征。

重视分蛋糕无可非议，也很必要，问题是如何分蛋糕。依国人的传统，分好蛋糕取决于找到一个道德上的圣人。但是问题是，我们找了几千年还是没有找到。可悲的是，每一次失败过后，我们都希望于下一次。所有的“圣人”首先考虑的事实上都是他自己的利益，要他“代表”你，休想。结果是他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运动”（分配）就彻底没有了——分配必然变成恩赐。眼下的例子是，天价的三公消费，随意的税收，公务员们自己给自己加工资，国企老总们事实上自己规定自己的工资，一些地方贪污受贿事实上的“合法化”等等。

有的人可能会说，50年代、60年代好。是么？您看到那时的特供么？你看到杭州西湖畔的“招待所”么？在全中国人民挨饿年代里修建的“西方滴水洞”，盥洗室的瓷砖可多是进口的。我当年去参观的时候，将修建年代与眼前的景像一“链接”，脊梁骨真冒凉气：一块瓷砖一条人命呵！如果中国的事实不够说服力，那就看看东邻吧！那里有多个金家专用的火车站——当然那都是“公有”的。因此，“回头”没有出路，只有进一步改革开放。

与国人相反，西方人分蛋糕首先想到的是正当程序。这里有一个经典的虚拟事例。二个儿子为平均分蛋糕的事争论不休，于是找到母亲。这位聪明的母亲不是自己操刀——因为那样儿子们会怀疑她会偏心。她给规定了一个正当程序：老大切，老二先挑。于是难题迎刃而解，这也是利用人的自利性达到公平结果的一个典型事例。

社会财富的分配当然要复杂得多，但是道理是一样的，没有正当程序，就不会有公平的结果，即使结果是公平的，也不会得到大家的认同。分配的正当程序主要涉及这样几个环节：

首先，分配的主体是谁？主要是市场，不是权力，权力只能作第二次分配。市场要能承担起分配的重任，取决于市场规则。市场规则最重要的一条是财产权当得到尊重。这就与财产所有制有关了。任何公有制下都不可能有公平的分配，财富都会流到有权者的口袋里。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再就是禁止垄断，垄断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如果公有加上垄断，其结果必然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其次，市场以外的分配如何公正？这就难了。因为市场以外的分配离不开人，人都有自利倾向，在裁判员与运动员之间完全隔开不可能。因此，只能求其次。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裁判员与运动员合一所产生的弊端，公平的分配的程序必须做到这样几条：第一，分配必须是按照规则的分配，不是任意的；第二，公职向所有人员开放。因为在共同体达到一定规模后，不可能大家都参加分配决定，事实上只能由少数公职人员决定分配，因此，为了防止分配者从决定权中获利，公职必须对所有人开放，否则就构成不公；第三，公职人员产生的正当程序。如果公职人员有身份决定，其不公正是必然的。可能的选项只能两个：一是抽签，二是选举。除此以外，我还没有发现第三种公职人员产生的正当程序。中国目前的公务员考试热到了白热化的地步，这就说明公务员阶层的集体谋私严重到社会难以忍受的地步。但是遗憾的是，国人的选择是自己在阶梯上向上爬，而不思考这个阶梯是否公平。前几年，一个苏州市的头儿在干部会议上作出承诺：三年将苏州市干部的待遇赶上上海。不到三年，这个任务就完成了。当然得到大家（干部）的双手赞成。

再次，如何保障上述正当程序能够得到遵守？那就需要制度的保障。这个制度主要有两项：一是不能将分配权集中，“分配权”必须由不同的人与机构分享。通俗点说就是，进入仓库的“钥匙”不能只能一把，当有三把以上。二是保障公民始终“在场”，如果公民只有“听分配”的命，那么，就不可能有公平的分配。如何保证公民在场？这得靠一系列保障公民团结与表达的制度。那就是我国宪法第二章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特别是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各项权利得到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讲分蛋糕么？离开讲上面这些，无疑就是作秀，无疑就是将自己当作主人，分配成为施舍。